比较优势无疑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在各个学派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不同。29年前，当中国打开国门，利用自身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加入全球分工链条的时候，无疑是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发展思路。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化，对此模式所引发的种种后果在国内外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争议，“衬衫换飞机”是否仍将是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基本发展态势，对此社会各界有着尖锐对立的观点。

　　在中国出口迅速增长，国家财富大量涌现的同时，自主创新、立足国内开始成为了政策的主流。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原有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原有的发展模式呢？为此，本报特别策划了此系列，希望从学理和实践等层面来剖析比较优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并讨论中国下阶段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方式方法的选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引起各界人士对此内容的探讨和分析。

　　1. 比较优势的社会建构　　

　　比较优势完全可以被不同的社会进行不同的建构。假如认为资源配置最重要，那肯定要强调廉价劳动力。如果相信分工的重要，那就需要自主创新。

　　《21世纪》：目前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的增长势头，外贸发展很快，但贸易顺差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比较多，最近政府也下调了一系列商品的出口退税，那么在您的眼中，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高柏：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展模式直接采纳了比较优势的理论，对外开放从沿海一下扩大到内地,产业也从原来有限的几个扩展到很多产业，甚至服务业。1992年以后，外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迅速进来抢滩布局，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加入WTO以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个说法开始出现。过去这十五年中中国的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来促进中国国内的就业和经济增长。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了中国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而我们也知道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和比较优势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认识这个理论呢？

　　高柏：比较优势的理论对中国实现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向优先发展轻工业的转换，以及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解决国内大量人口就业和经济增长而言，有重要的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后果，要求我们对此进行反思，选择一种新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谈一下比较优势的性质。从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比较优势就是自然禀赋，即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等。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如果各国都生产利用本国丰富要素的产品并相互进行贸易，各方均会受益。

　　但是，如果我们从几个其他学术分支或理论流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较优势的性质则更为复杂。从经济社会学里新制度学派的视角来看，经济理性是被社会地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出来的，它受人的认知的影响。就比较优势而言，根据该学派观点，只有当中国人自己和中国人的外国贸易伙伴共同认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时，它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目前国内和国际上对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认识存在一个认知差距。国内更多地强调劳动力廉价这一侧面，而国际上看重的不仅是其廉价，而且也包括其优质。中国劳动力的优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二是比较有纪律。当然,优质廉价劳动力在这里指的是中国与他国相比时的绝对数字,并不是在中国总人口中的相对比重。这个认知差距看起来似乎很小，但在实际中，它的影响会有很大的不同。

经济学内部关于贸易的基础也有不同的看法。杨小凯(曾任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教授，曾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2004年病故———编者注)曾经对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做过很好的梳理。在杨小凯看来，斯密认为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组织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是专业化经济的问题。分工是其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到了后来被李嘉图和马歇尔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给取代了。在我看来，经济学这两大传统之间的一大区别在于斯密的分工理论包含着人主观选择的可能性，而李嘉图-马歇尔的比较优势理论则排斥这种可能性。换句话说,斯密代表的经济学传统与经济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在这一点上有相通的地方。